2.他自由了 (第2/5页)



    他想起蓝以甯甩钱的动作。

    那叠钞票在空中散开的弧线，像一把扑克牌。

    有一张打在他颧骨上，轻微的脆响，像被人扇了一个并不用力的耳光。

    他当时僵了。很短的一下。

    不是因为屈辱，至少不完全是因为屈辱。

    那种僵更像是某种条件反射，一种刻进骨头里的、身体先于大脑做出的反应。

    他的身体记得这种场景——被人居高临下地看着，被人用钱衡量，被人用一种既轻视又占有的眼神打量着，像看一件用着还算顺手的东西。

    他的身体记得，但大脑已经学会不去解读。

    解读没有意义。钱要收，脸要洗干净，伤口要涂药，明天还要再来。这就是全部了。

    公交车到站，语音报站的声音把他从半梦半醒中拉回来。

    秦绶站起来，从后门下车，走了大约两百米，拐进一条两侧停满了车的巷道。

    会所的正门要晚上才开，白天所有人都从侧门进，侧门在一条更窄的巷子里，夹在一家已经倒闭的洗车店和一家永远不开门的五金店之间。

    他推开门，走廊里灯光昏暗，空气中有清洁剂和烟味混合的气息。

    周哥不在。

    前台坐着一个小姑娘，十七八岁，正低头刷手机，听到动静抬了一下眼皮，认出是他，又低下去了。

    秦绶没打招呼，径直穿过走廊，推开安全通道的门，上了两层楼梯，到了员工休息室。

    休息室不大，两张上下铺，一张沙发，一台电视。

    这会儿没人，他走进去，坐到靠窗的那张下铺床沿上。

    他的铺位是固定的，会所里每个男孩都有固定的休息铺位，不是因为条件好，是因为周哥要随时知道谁在哪里。

    秦绶靠到墙上，把被子拉过来搭在腰上，闭上眼睛。

    他没有睡。

    他在等。

    等天黑，等上班，等今晚会不会有人点他的牌。

    有时候他会想，如果当初母亲没有把他卖掉，他现在会在做什么。

    不是想那些“如果”来折磨自己，而是像算一笔账一样，冷静地、机械地推演——按照他原来的成绩，他应该能考上一个普通的高中，然后考一个普通的大学，学一个普通但能糊口的专业，毕业后找一份普通的工作，租一间普通的房子，过一种普通的、没有人把钱甩在他脸上的生活。

    他成绩不差的。

    小学的时候，他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三名。

    但母亲从不把他的奖状贴到墙上，墙上是meimei的奖状、母亲自己参加读书会的证书、还有一张不知从哪里来的“优秀女性”的表彰函。

    他的奖状被母亲随手塞进抽屉里，有一次他看到那些奖状被用来垫了花盆，纸边发黄发脆，字迹洇了水，模糊成一团。

    他什么都没说。

    他已经学会什么都不说了。

    母亲不喜欢他说话。

    不只是不喜欢，是厌恶。

    她厌恶他发出声音，厌恶他走路的声音，厌恶他吃饭的时候咀嚼的声音，厌恶他的存在本身。

    这种厌恶来的毫无道理却又猛烈，强烈到即使是年幼的秦绶也能清晰的感知到。

    她在他六岁的时候开始给他戴喉结罩，那时候他的喉结还没有发育，硅胶圈松松地箍在脖子上，他老忍不住用手去拽，母亲就会用一把尺子打他的手背。

    “再拽就把你的手绑起来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后来他的喉结开始长了，小小的软骨突起在脖子中央，硅胶圈开始变得紧绷。

    他以为终于可以不戴了，拿着硅胶圈去找母亲，说妈这个太紧了，勒得喘不过气。

    母亲接过来看了一眼，说：“那就买个大号的。”

    他十三岁的时候，终于问了一句为什么。

    为什么他不能像别的男生那样穿短裤去上学？为什么他不能在体育课的时候脱掉外套？为什么母亲看他的眼神和看meimei的不一样，甚至是和看任何一个路人的都不一样？

    母亲正在厨房里切菜，刀落在